在圣地亚哥举行的2026年第117届美国癌症研究协会 (AACR) 一如既往，重磅科研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引人深思的精彩瞬间并非出现在全体会议中。而是散见于私下交谈、低调的申办方会议，以及走廊里不同口音的业内人士围绕不同肿瘤类型反复提出的问题。
申办方不断追问的问题并非“该机制是否独具新意？”而是“我们能否将其付诸实施？”
在各大研究中心同时开展五项竞争性临床试验的市场中，我们还能招募到受试者吗？能否尽快完成首批受试者给药，抢占先机？能否拿出足以支撑研发决策的临床信号，而不只是产出一张会议海报？我们又能否跨区域同步推进项目，不会因可避免冲突而延误？
我从本届年会中得到的启示简单明了，但同时也令人隐隐不安：在2026年的肿瘤学领域，科学创新与运营挑战同步攀升。二者已然不可割裂。国别布局策略、研究中心能力和决策推进速度，均已成为科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1）地域布局逐步成为入组策略的核心因素
申办方仍在将目光投向美国境外地区，背后的原因不言而喻。受试者招募竞争异常激烈，临床试验成本依旧居高不下。对许多项目而言，美国境外的规划布局早已不是晚期阶段的优化举措，而是团队保障项目进度的重要手段。
亚太地区屡被视为开展临床试验的优选之地，但值得注意的是，申办方的考量已变得更加具体。
早期阶段
澳大利亚依旧是早期临床研究的热门优选地区，主要得益于监管审批启动快、早期临床配套体系成熟稳定，以及政策资金激励加持。在此阶段，申办方明确希望尽快进行首次给药并获得确切的早期研究结果。
晚期阶段
对于晚期临床试验项目的开展，我发现申办方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兴趣日渐浓厚，而对中国内地市场则根据项目整体策略与监管政策导向，选择性地纳入考量。当入组速度以及庞大的初治受试者人群挖掘成为关键制约因素时，申办方将这些市场视为不可或缺的核心布局地。
但是许多团队仍存在认知偏差。他们将地域布局界定为一种补救方案。团队先围绕单个区域构建项目，待到入组进度停滞时，再转而前往其他地区寻找受试者。
但是，这种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而且介入时机过晚，此时可选择的空间已大幅缩小。
更优的方法是将全球布局规划纳入早期设计。从项目伊始，就应将受试者资源竞争纳入考量，统筹制定研究方案、运营模式与不同国家/地区的布局顺序。
2）科学研发持续加速，申办方正悄然提高执行标准
在本届年会中，重磅科研成果不胜枚举。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但是，申办方的关注焦点集中在那些会大幅增加运营负担的领域。
新一代细胞疗法及复杂免疫疗法
申办方正密切关注细胞疗法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领域向实体瘤领域的拓展。经过修饰的自然杀伤 (NK) 细胞平台在本届年会中屡被提及，同时受到关注的还有局部共刺激疗法与定制化mRNA疫苗。此类项目复杂度较高。它们要求从研究中心层面进行紧密协调，而非仅仅依靠逻辑缜密的机制阐述。
克服耐药性
本届年会继续聚焦于耐药性问题，探讨内容涉及泛KRAS抑制剂、第四代EGFR突变疗法和合成致死疗法。这些研究方向的共同核心的是精准性。
科学研究日益精进。这通常意味着入组标准愈发严苛，生物标志物策略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且临床研究对运营偏差的容忍空间正不断收窄。多家申办方表示，生物标志物阳性受试者人群现已处于研究瓶颈，受试者筛选策略和实验室检测周期与研究中心选择同样关键。
多特异性抗体与免疫疗法2.0
申办方的关注焦点已远超传统单克隆抗体。他们探讨了双特异性抗体、三特异性抗体以及新一代ADC构型。针对此类治疗方式，申办方明确表示，他们亟需在制定复杂研究方案时拥有成熟运营经验的CRO合作伙伴，因为执行不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早已不再只是“杂乱无章”这般简单。这甚至能够决定项目能否顺利推进。
一种切实可行的思考方式是，随着治疗方式复杂度的增加，对跨研究中心执行差异的容忍度会随之降低。这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迅速显现——从采血到回输的时效、监管链文件、样本物流以及研究方案偏差容忍度如今已成为成功的关键因素。当临床信号明确且受试者招募顺利，即便执行效果平平，项目也能持续推进。现今，诸多研究项目两者皆不具备。正因如此，如今人们在谈论创新时，也同样会重视执行能力。
3）早期与晚期阶段临床试验申办方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截然不同
在本届年会中，较为显著的趋势之一是早期和晚期阶段临床试验生物技术公司的研究重点出现分化。双方都期望加快项目推进速度，但是对速度的理解不尽相同。
早期阶段临床试验生物技术公司
早期阶段临床试验申办方尤为关注资金储备和快速概念验证。他们希望快速推进至首次人体给药并获得确切的早期研究数据。许多申办方格外看重拥有高度活跃且经过预筛选的受试者数据库的特定主要研究者 (PI) 研究中心。在有限的资金续航期内，首次给药速度并非锦上添花，而是必备条件。他们还要求获得快速、实用的医学监查服务，且无需支付高昂的运营费用，因为早期阶段临床试验团队通常无法承受缓慢的剂量递增方式。
晚期阶段临床试验生物技术公司
晚期阶段临床试验申办方重点关注国际执行能力、统计功效以及商业可行性。我发现，业界对适应性设计及在特定研究场景中融入真实世界证据以补充对照组的关注度与日俱增。符合科学和监管预期的受试者多样性这一话题亦屡被提及，这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监管重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尤为突出。
背后的含义显而易见。同一种CRO策略无法同时满足这两类申办方的需求。早期阶段团队需实施精准、快速和严密的决策机制。晚期阶段团队需具备规模化能力、一致性以及经得起审查的循证途径。
换言之，早期阶段申办方注重的是决策速度。晚期阶段申办方注重的则是规模化运营下的执行一致性。
本届年会结束后，我想重点强调的一点
纵观所有这些讨论，颇为重要的转变并非存在于科学层面，关键在于管理层面。
申办方开始将执行规范视为一项战略性差异化优势。他们不再过多地纠结于“你们能提供哪些服务？”，而是更多提出以下问题：
- 在哪些地区能快速地招募受试者，确保数据真实可信，而非仅仅看似合理？
- 哪些研究中心能够始终如一地执行该治疗方式，而非空有热情？
- 哪些设计选择能够在首次获得有效数据节点时，支持做出清晰明确的继续/终止决策？
这既是更高的标准，也是正确的标准。
在圣地亚哥之行后的延续讨论
Novotech（诺为泰）亮相2026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 (AACR) 年会，与生物技术申办方及研究合作伙伴交流洽谈，共克难题。参会人员包括Steven Cha博士、Sarah Anderson、Deryck Middleton、Ann Lin博士和Rob Kent。
凭借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范围内成功支持800余项肿瘤学临床试验的经验，其中包含200多项实体瘤研究和60多项乳腺癌试验，诺为泰协助申办方将早期科学信号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跨区域临床策略，尤其是在治疗方式复杂且入组竞争激烈的背景下。
本届年会传递的统一观点即行业领跑者不仅要能交付出色的生物技术研究成果，更需具备执行力较强的试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