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申办方而言,真正的提速,源于试验执行前做出更合理的决策

作者:Steven Cha;Tanja Obradovic

摘要

在肿瘤药物开发中,项目推进速度通常以在各国、各研究中心的项目启动效率来衡量。但更多延误在更早阶段便已埋下伏笔:试验方案设计、入排标准设置、生物标志物策略、可行性评估、试验国家与研究中心筛选的各项假设,均未经过审慎核验。

对申办方而言,加快研发进度,就是要在尚有调整余地时重新审视这些假设。试验方案产生的负担属于运营风险;可行性评估需要检验临床策略能否在真实场景落地;试验国家与研究中心启动次序规划,要兼顾受试者可及性、项目执行能力以及证据产出需求。真正的提速,不只是加快试验启动;而是及早做出更优决策,规避后续本可避免的延误风险。

核心要点

  1. 提速始于研究中心启动之前。 
    如果试验方案、受试者路径、生物标志物策略或试验国家规划无法保障受试者入组,即便快速启动研究中心,试验依旧难以提速。执行前做出的各项决策,往往决定后续会损失多少时间。
  2. 试验方案复杂程度属于运营风险。 
    冗余流程、严苛的入排标准,以及给受试者和研究中心带来的额外负担,会收窄入组漏斗,增加方案修订以及后续延误风险。
  3. 可行性评估应充分检验临床策略的可行性。 
    仅依靠研究中心的合作意向与历史入组数据远远不够。申办方需要确认:在试验要求、转诊渠道、竞争试验以及运营能力的约束下,研究中心能否完成目标受试者的识别、筛选与入组。
  4. 试验国家与研究中心次序规划需服务于证据策略。 
    启动较快的试验国家及规模较大学术研究中心未必是优先选择。受试者可及性、生物标志物检测配套设施、标准疗法、研究中心承载能力以及未来监管申报用途,都应作为次序规划的考量依据。
  5. 决策节点需保留方案调整的主动权。 
    申办方应提前设置核查节点,核验原有假设是否仍然成立。如果假设不成立,团队要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受试者入组不足或运营问题积重难返。
  6. 提速不等于加快中心启动。

多数肿瘤试验的延误风险并非始于研究中心启动阶段。问题出现在更早阶段:在试验方案定稿时,纳入一些未经验证的乐观假设。

申办方常把提速理解为加快启动研究中心、督促研究中心加快招募,或是入组不及预期时增设试验国家。这类举措虽有必要,却并非真正的提速。推进效率高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正式执行前对核心假设进行审慎核验。

即便快速完成研究中心启动,但是如果试验方案繁琐、入排标准设置过窄、生物标志物检测流程缺乏可行性、试验国家开展顺序与可识别、收治目标受试者的地域情况不匹配,试验也可能延误数月。在启动进度表上,各项活动看似取得进展,但如果降低研究中心效率、造成不必要的方案修订或引发本可预判的被动补救,就是无效进展。

申办方的核心问题不应是“多久能启动研究中心?”,而在于“我们需要提前制定哪些决策,才能规避后续延误风险?”

肿瘤领域受试者招募是一场资源承载力的竞争

肿瘤药物研发赛道日趋拥挤,容错空间收窄。近期文献指出,肿瘤试验受试者入组普遍不及预期,正在招募受试者的肿瘤试验数量持续增多,针对分子分型人群的竞争尤为激烈。

这种行业环境重新定义了可行性评估。数据库中表现优异的研究中心,可能早已因同类竞争试验而接近饱和。过往入组表现良好的试验国家,未必具备适配分子分型人群的检测配套设施。顶尖学术中心虽然有称职的研究者,但是研究协调人力可能不足。在精准肿瘤学领域,瓶颈往往不在于生物标志物检出率,而在于从诊断、分子检测、转诊、知情同意到开始治疗这一整套流程。

因此,申办方不应再将研究中心启动作为提速的首要衡量标准。更有意义的评判指标是:首批选定的试验国家与研究中心,能否依照既定试验方案,完成目标受试者的识别、筛选与入组。

入组不足不只是进度问题,甚至会改变管线资产的研发走向。如果一项试验无法招募到足够符合入排标准的受试者,就可能需要付出高昂成本修订试验方案、新增其他试验国家、调整可行性假设,或是在产出支撑后续投入、监管决策所需证据之前提前终止试验 [1,2]。

试验方案复杂度是影响项目周期的风险因素

试验方案复杂度是引发后续进度滞后、可预见性较强的因素之一。现代肿瘤研究本身具备一定复杂性,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可避免的复杂设计:流程、访视安排、入排限制、探索性终点和数据要求,这些只会增加负担,却不能优化研发决策。

2024年塔夫茨大学药物开发研究中心 (Tufts CSDD) 的分析结果表明,肿瘤临床试验方案的修订率高于非肿瘤试验方案(91.1% vs 72.1%)。肿瘤试验方案平均修订4.0次,高于非肿瘤方案的3.0次。值得注意的是,经历过试验方案修订的肿瘤试验,受试者完成率低于未修订试验方案的肿瘤试验 [3]。

部分试验方案修订无可避免:标准疗法更新、新的安全性信息出现、生物标志物策略迭代。还有部分修订问题本可在试验方案获批前排查:严苛的入排标准排除了太多受试者,研究中心难以承接活检安排,影像要求超出本地能力,探索性终点增加负担却不影响后续研发决策。

2025年BMC医学研究方法论 (BMC Med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刊发了一篇文献,开发了一套试验方案复杂度评估工具,涵盖运营实施、监管监查、受试者负担、研究中心负担与研究设计。该研究的初步试点分析发现,试验方案复杂度与研究中心启动、入组相关指标存在相关性,但仍有待进一步验证[4]。

对申办方而言,其实际意义在于:试验方案不只是一份科学性文件,更是整个试验的运营模式。如果运营模式负担过重,后期提速成本会变得高昂。

入排标准决定入组漏斗

设置入排标准,是为了保障受试者安全、保证研究结果的可解释性。上述目标至关重要,但若标准与临床实际治疗人群不匹配,会在无形中降低试验可行性以及研究结果的外推效力。

2026年PLOS数字健康 (PLOS Digital Health) 的一项分析对照了1134项肺癌临床试验的排除标准和真实世界患者合并症分布。结果显示,各类排除情形在不同种族与族裔人群间存在差异 [5]。

这关乎受试者公平,也关乎项目运营。入排标准筛除大量真实患者,研究中心还未启动,入组漏斗就已经收窄。表面看是招募不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试验方案设定的受试者人群在临床中很难遇到。

对生物技术公司的管理团队来说,这需要统筹医学、监管、运营和商业化判断。对受试人群进行严格限定,固然更容易得到明确的早期疗效信号,但如果造成入组放缓、试验方案修订增多,同时削弱结果适用信心,项目最终将整体弊大于利。

可行性评估应是压力测试,而非问卷调研

传统可行性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问卷调研、研究中心历史入组表现、研究者预估以及数据库导出的患者数量。这些参考信息有一定价值,但尚不足以支撑现代肿瘤药物的研发需求。

一套更完善的可行性评估流程,会检验临床策略能否经受真实临床场景的考验。能否在患者诊疗过程的关键节点识别目标受试者?分子检测是常规项目还是特殊检测?能否获取组织样本?检测周转时间能否匹配治疗窗口期?候选中心是否拥有对应的转诊渠道?是否存在竞争试验招募同一类患者?研究中心是否具备充足的协调员、药学、影像及实验室资源承载力?

里根‑尤德尔基金会 (Reagan-Udall Foundation) 于2025年发表的肿瘤多区域临床试验 (MRCT) 报告指出,研究中心启动、启动周期、受试者入组、人员配置、试验复杂度、技术负担以及预算谈判,长期存在各类难题 [6]。

因此,可行性评估不应被视作项目后期的确认性工作,而应当在仍具备优化空间时,对试验方案、受试者路径、试验国家布局以及研究中心假设开展严谨的复核论证。可行性评估的核心成果价值,不是一长串意向研究中心名单,而是有理有据地分析,说明哪些研究中心能够严格按照既定试验方案,完成目标受试者的识别、筛选与入组。

试验国家启动次序规划已纳入证据策略

试验国家选择有时主要被视为执行层面的决策:优先启动熟悉地区,后续再增补其他试验国家,并认为增加研究中心就能解决问题。在肿瘤药物研发中,这种方式的风险正持续上升。

试验国家与研究中心的推进顺序,会直接决定整套证据包的质量。不同地区的标准疗法存在差异。各国、各机构的生物标志物检测可及性参差不齐。有的地区拥有成熟的组织样本流转路径,有的地区却呈碎片化状态。既往治疗史、支持治疗方案、影像检查实践以及转诊模式,都会同时影响受试者入组和试验结果解读。

ICH E17指导原则提出,多区域临床试验的规划与设计,应提升其在国际监管申报中的可接受程度 [9]。这并非单纯的监管技术要求,而是研发战略层面的考量。如果申办方希望试验数据具备国际适用性,在选择试验国家时就不能只追求招募规模,还必须保障数据可信度、终点解读、受试者代表性,满足后续监管申报的使用需求。

在适配度不足的国家快速启动临床试验,并非效率提升,反而可能导致后续需要花更多时间重新调整。

Novotech(诺为泰)的执行洞见如何创造战略价值

CRO的专业能力,在试验方案与研发框架仍有调整空间时能发挥更大作用。如果申办方等到试验方案定稿后才引入CRO,CRO只能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被动推进执行;而在试验方案摘要撰写阶段或试验方案早期阶段就介入,则有机会提前验证试验国家作用、受试者路径、研究中心承载能力、生物标志物配套物流以及运行负荷,避免这些维度变成无法改动的既定安排。

诺为泰近期的肿瘤项目印证了这套思路的实际成效。在一项mRNA免疫疗法的首次人体试验项目中,团队采用分阶段策略:先在澳大利亚启动,同步推进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监管审批工作。在另一项I/II期晚期实体瘤研究中,以招募为导向开展可行性评估、快速协调伦理审查、匹配适配的研究者与研究中心,实现研究中心启动后一周内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最终入组量超出原定澳大利亚地区目标 [10,11,12]。

这些成果并不保证项目周期可以普遍适用。其核心价值在于背后的方法论:审慎规划试验国家启动次序、研究者与研究中心的专业领域与试验治疗领域适配、监管执行协同落地、招募策略前置嵌入可行性评估。这正是两种“提速”的本质区别:单纯追求快速启动,或是依靠前期优质决策实现高效推进。

申办方应前置设立决策节点

FDA于2024年发布的肿瘤药物剂量优化最终指南,进一步明确了行业发展方向。该文件要求申办方在提交上市许可申请前,在临床开发阶段确定优化给药方案 [7]。FDA于2025年发布了关于提升临床试验参与度的最终指南,同样提出相关举措,提高拟用于药品及生物制品申报试验中代表性人群的招募水平 [8]。

两项监管要求共同意味着,肿瘤早期开发对缺乏依据的假设容忍度更低。剂量策略、入排标准、生物标志物规划、受试者代表性以及运营可行性,不可再拆分为独立工作模块。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紧密关联。

申办方宜在受试者招募启动前设立运营类决策节点,而非等到项目不及预期演变成结构性问题之后再处置。核查应与有临床意义的里程碑挂钩,例如初始筛选情况、首个剂量递增队列完成、首批研究中心绩效评估、或是准备启动次级试验国家。需要核查筛选失败的原因、生物标志物检出率、组织样本充足度、检测周期、入排标准落地效果、转诊渠道效能,以及初始国家和研究中心相关假设是否依旧有效。

上述核查节点必须具备决策权限:可暂停产出低下的研究中心、重新调配招募资源、调整试验国家推进顺序、简化操作流程,或是启动试验方案修订,避免进度滞后难以扭转。

申办方应当做出的改变

第一,在摘要撰写阶段就引入医学、监管、可行性评估以及运营专业经验,而不是等到试验方案定稿之后才介入。

第二,将试验方案负担视作研发风险。每一项流程都要有明确目的,每一次访视都要证明其带来的负担具备合理性;每一个探索性终点,都需要评估其是否有可能切实改变临床、监管或者管线组合决策。

第三,依据证据价值规划试验国家与研究中心推进顺序,而非仅凭熟悉程度或是追求表面启动速度。优先选择的首批试验国家,未必能缩短合同签署周期;入组效率更高的研究中心,也不一定是规模更大的学术机构。

第四,设立具备执行权限的预设决策节点。不应等到数月之后,才发现项目中的生物标志物预设、入排标准、受试者路径或是试验国家策略无法落地实施。

何为真正的提速

肿瘤领域的申办方面临着快速推进项目的压力。资本甄选严苛、赛道竞争激烈,患者亟待治疗。然而,急于求成并不等同于高效推进。

本可规避的延误风险,会消耗资金存续周期、打击投资方信心、削弱合作谈判筹码、影响竞争格局,还会动摇后续继续/终止项目决策的可信度。一次本可避免的试验方案修订、一套需要补救的试验国家策略,或是启动后却招不到受试者的研究中心网络,损耗的不只是时间,还有项目的战略灵活度。

推进较快的肿瘤研发项目,并不会一味加重研究中心的负担,也不会强行落地本身存在缺陷的方案。这些项目有助于尽早厘清现实情况、剔除不必要的复杂设计,并在尚有调整余地时做出艰难取舍。

真正的提速,不是为了让启动进度表表面上更好看,而是规避后续本可避免的数月延误:减少不必要的方案修订、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加强继续/终止决策信心,并打造可信度更高的国际申报证据包。

对申办方而言,这才是真正的速度优势。对诺为泰而言,这正是执行洞见转化为战略价值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ASCO).“Galleri早期检测技术或将改变癌症检出时机”.2026年.(ASCO)

[2] Horgan D, Paulson JN, Loaiza‑Bonilla A等.“肿瘤临床试验预筛选与筛选工具的统一框架”.npj精准肿瘤学.2026年.(Nature)

[3] Botto E, Smith Z, Getz K.“肿瘤临床试验方案修订情况的全新基准数据”.治疗创新与监管科学.2024年.(Springer)

[4] Willigers BJA, Wiesiolek AE, Potter B等.“方案复杂度评估工具的构建:推动研讨、简化研究设计的框架”.BMC医学研究方法论.2025年.(Springer)

[5] Kim JY, Dirks A, Ford RM等.“排除标准如何阻碍不同种族与族裔人群参与肺癌临床试验”.PLOS数字健康.2026年.(PLOS)

[6]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里根‑尤德尔基金会.“优化肿瘤多区域临床试验”.2025年.(里根‑尤德尔基金会)

[7]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优化用于治疗肿瘤的人用处方药和生物制品的剂量”。行业最终指南.202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8]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升临床试验参与度——入排标准、招募实践与试验设计”。行业最终指南.2025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9] 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欧洲药品管理局.“ICH E17指南:多区域临床试验计划与设计一般原则”.(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10] 诺为泰.“亚太地区:从临床试验研究中心到全球肿瘤药物开发优选地”.2026年. (novotech-cro.com)

[11] 诺为泰.“加速亚太地区首次人体mRNA免疫疗法试验”.案例研究。2026年4月20日.(诺为泰CRO)

[12] 诺为泰.“加快澳大利亚肿瘤I/II期临床试验启动与受试者招募速度”.案例研究。2026年5月14日.(诺为泰CRO)